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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自清為什么“不平靜”

            時間:2012-10-26    來源:網絡整理    作者:錢理群    閱讀:

              《荷塘月色》是朱自清“獨處”時的“獨語”——與其說在觀賞景物,不如說在逼視自己的靈魂深處;與其說寫下的是他看到、感覺到的一切,不如說他在構造一個他心中渴望的,“超出了平常的自己”的“另一個世界”——一個與現實對立的陌生的藝術世界。在現實中,人被命定扮演某個角色,做“一定要”做的事,說“一定要”說的話;而在這里,“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不做;這是真正屬于自己的、自由的世界。因此,在《荷塘月色》里,顯然有兩個世界:朱自清生活于其中的現實世界與自我心靈升華的超越世界——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是朱自清的一個“夢”:在文章開頭寫到妻子“迷迷糊糊地哼著眠歌”,結尾回到家里,“妻已睡熟好久”;行文中又不斷以“籠著輕紗的夢”、“小睡”、“酣眠”、“渴睡人的眼”作比,整個“荷塘月色”的畫面似有煙霧彌漫,渺茫、隱約而朦朧,這都是在刻意營造一個“夢”的氛圍與意境。正是這“現實”世界與“夢”的世界的對立、糾纏,顯示著作家靈魂掙扎的凄苦。兩個世界中,夢的世界在文章里是直接呈現的;現實世界只是“偶而露崢嶸”。而我們的閱讀、欣賞,卻恰恰應抓住這偶爾的顯露(暗示),并從這里切入——因此,中學語文教材的“預習提示”,強調“閱讀時,要重點抓住‘這幾天心里頗不寧靜’‘這令我到底惦著江南了’等語句的深刻含義”,以此作為“理解文章的主旨”的鑰匙;應該說,這是抓住了“牛鼻”(要害)的。但“預習提示”中引用朱自清《一封信》里的陳述,將朱自清的“不平靜”僅僅歸之于“蔣介石叛變革命”的“黑暗”現實,卻是不全面的。近年學術界在考察這一時期朱自清的心路歷程時,于《一封信》之外,又不約而同地注意到寫于1928年2月(寫作《荷塘月色》七個月以后)的《那里走》一文。也許將《一封信》與《那里走》合起來,就可以較全面地把握這一時期朱自清所面臨的社會現實與內心反應。


            朱自清前述對“屬于自己的,自由的世界”的向往本身,即已說明了他在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立場與歷史位置。而像他這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1927年國(民黨)、共(產黨)分裂后兩大政治力量尖銳對立的形勢下,就不能不陷于進退失據的困境之中——《一封信》與《那里走》所表露的正是這選擇的困惑。正像教材“預習提示”里所引述的,他“心里是一團亂麻,也可說是一團火。似乎在掙扎著,要明白些什么,但似乎什么也沒有明白”,他被“南方這一年的變動”,即國、共分裂,蔣介石對共產黨人與革命青年的血腥屠殺弄得目瞪口呆,覺得所發生的這一切是“人的意想所趕不上的”(以上引文均引自《一封信》)。但朱自清(以及與他同類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沒有如另外一些激進知識分子那樣,因此而走向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以“以暴易暴”的武裝斗爭為中心的“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的道路。——面對這樣一條道路,他陷入極大的困惑之中。正像他在《那里走》里所說、他和他的朋友明確地意識到,發現與重視“個人價值”的時代已經結束,在社會政治革命中,“一切的價值都歸于實際的行動”與“理智的權威”,而“黨便是這種理智的權威之具體化。黨所要求于個人的是犧牲,是無條件的犧牲,一個人得按照黨的方式而生活,想出自心裁,是不行的”。由此而產生了朱自清所說的“性格與時代的矛盾”:一方面,他看到這是一種時代的、歷史發展趨向,“是創造一個新世界的必要的歷程”,不僅勢所必至,而且勢不可擋;另一方面,他卻要固守知識分子的“自我”追求(即本文所說做想做的事、說想說的話,不做不想做的事,不說不想說的話的“自由”),不愿“革自己的命”,即改變(改造)自己,因而產生了被毀滅的恐懼:“那些人都是暴徒,他們毀掉了我們最好的東西——文化。”這樣,朱自清這類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既反感于國民黨的“反革命”,又對共產黨的“革命”心懷疑懼,就不能不陷入不知“那里走”的“惶惶然”中——朱自清的“不平靜”實源于此。作為無可選擇中的選擇,朱自清們“只有暫時逃避的一法”:“做些自己愛做的事業;就是將來輪著滅亡,也總算有過稱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這就是說,他們試圖“躲到學術研究中”,既是“避難”,又在與“政治”保持距離中維護知識分子的相對獨立。在某種意義上,“荷塘月色”(寧靜的大自然)的“夢”也正是朱自清們的精神避難所。


            但對于五四啟蒙精神所哺育的這一代人,完全脫離(超然于)時代是不可想象的。正如朱自清自己在《荷塘月色》中所說,“我愛熱鬧,也愛冷靜;愛群居,也愛獨處”,盡管他們現在不無被動地選擇了“冷靜”、“獨處”的學者生涯,但他們仍不能擺脫處于時代中心的、“熱鬧”的“群居”生活的蠱惑。在《一封信》里一開頭他就表達了對于“有的只是自己,自己的家”的生活的不安:“我想著我的渺小,有些戰栗起來;清福究竟也不容易享的。”這種“戰栗”既包含了對放棄了社會“責任”的負罪感,又來自過于狹窄的個人天地將導致生命的枯竭的危機感。既神往于個人的自由世界,又為此感到不安與自譴,這內在矛盾構成了朱自清內心“不平靜”的另一個側面;在《荷塘月色》里就外化為“荷塘月色”與“江南采蓮圖”兩幅圖畫,在“冷”與“熱”、“靜”與“動”的強烈對比、相互顛覆中,寫盡了這一代自由在這個意義上,中學語文課本將朱自清描寫充滿“人生味”、生命活力的南方景色的《綠》與《荷塘月色》編在一起,是很有“意思”的:它們象征著中國知識分子追求的兩種人生境界,確實耐人尋味)。


            不過我們在注意到朱自清這類知識分子的內心矛盾時,還必須看到,這是一批與中國士大夫中庸主義傳統有著深刻聯系的知識分子,因此,他們的內心矛盾及其外在表現形態都不可能如魯迅的“大愛”與“大憎”那樣激烈與極端,同樣具有“平和”的特點:《荷塘月色》里的景色,總是“淡淡的”,“恰是到了好處”的:“香”是“仿佛遠處高樓上渺茫的歌聲似的“清香”,“色”“仿佛在牛乳中洗過一樣”,“山”也是“遠山”,而且“只有些大意”,如朱自清自己所說,寫的不是“酣眠”,而是“別有風味”的“小睡”。這里所顯示的有節制的含蓄的美,不僅與朱自清式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庸主義”的世界觀、人生哲學、思維與情感方式相適應,而且也與“哀而不傷”的傳統美學風格有著內在的和諧。


            (選自《名作重讀》,錢理群著,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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