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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家》對女性價值的審美化書寫和再發現

            時間:2020-07-20    來源:www.bjnainiu.com    作者:關澤琳  閱讀:

            摘 要:在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文化中,女性問題一直為社會、作者和讀者所關注。《家》的寫作是巴金筆下色彩斑斕的女性世界的代表,它以審美化的筆調呈現出時代更迭之下男權審美期待以外的女性生命實感。在以梅為代表的悲劇女性塑造中,巴金同情遭受傳統文化規訓并走向毀滅的舊式女性;在以琴為代表的新生女性塑造中,巴金謳歌了勇于抗爭性別歷史慣性的新式女性。《家》在文學場域對女性解放作出的反思表明,女性價值的實現是一個長期且艱巨的過程。

            關鍵詞:《家》;女性價值;審美化書寫;文學場域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0)-18-0-02

            荒林在《花朵的勇氣——中國當代文學文化的女性主義批評》里指出,“‘花朵’的勇氣可說是對中國女性主義共謀行動的一種象征性說法。”作為表意符號的花朵象征女子在傳統文化中古已有之,它傳遞著女性作為觀賞和附庸的價值標準和審美理想;花朵的勇氣則表現了女性不再甘于或不再耽于被給定的生存狀態和審美規范,由此延伸出的打破性別分配制度后再創造自我生命意義的嘗試和勇敢。

          1. 《家》中的女性形象立體而多元,她們中有的為了成全封建主義的道德要求孤獨地忍受折磨最終落寞地離去,有的在時代的嬗變中以血和淚穿透黑暗的沉默和遺忘。無論最終走向哪一種歸宿,《家》中的“花朵們”都在以自身的方式昭示著新時代來臨之際女性群體必須面對的蛇蛻般痛苦而必需的成長。在這一點上,《家》通過文學的筆觸進行再創造,讓我們聽到了渴求平等的時代洪流下,更多女性的經驗與聲音。

            一、舊時代觀念對《家》中女性心理的統攝

            巴金雖生長在封建大家庭里,但自幼便接受了新文化的熏陶,加之青年時期接觸過女性主義者愛瑪·高德曼的思想,他筆下的女性呈現出新舊交替的特點,既具備傳統美德中善良溫和的審美理想,又在男女平等等新思潮的影響下渴望著自我獨立和女性身份的獨立。與此同時,《家》中的女性形象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以梅和瑞玨為代表的浸淫在傳統文化中纖細保守、溫柔馴服的舊時女子,一類是以許倩如和琴為代表的舒展于新思想下赤誠堅毅、富于進取的新式女性。但是,《家》中并未出現對傳統與現代恰到好處地兼收并蓄的女性形象,她們或多或少都在某一個向度里表現出生命痛楚或精神危機。

            梅作為封建社會的大家閨秀,年少時自由而純潔,才華出眾且大方端莊,與青年覺新心意相通,互相愛慕,曾深受對方家長的喜愛。然而,悲劇降臨,雙方母親在牌桌上生了嫌隙,互相拿孩子的終生幸福向對方報復,梅屈從家長的意志嫁給了完全陌生的趙家男人,忍氣吞聲地用犧牲自己幸福的代價換取了頑固家長制齷齪的快感和滿足。青年守寡后回到娘家,梅成為了喪失希望與活力的活死人。雖有瑞玨作為知心好友相伴,卻礙于封建禮教對女子“忠貞”的“體面”要求,在將愛情與希望上交給封建道德以后,也將自我和生命上交給封建道德獻祭,最終在無限的心靈折磨中悲苦無依地死去。

            瑞玨同樣出身于文化之家。作為高家的少奶奶,瑞玨溫順賢惠,寬容大度,心靈手巧,自是大戶人家豐腴富態之賢妻良母的典范。盡管與梅相比幸運地嫁給了愛護自己的丈夫,卻是由抓鬮這種同樣荒唐的方式做主,被命運決定。瑞玨是仁慈而善良的,意外得知梅與丈夫的過往,不但沒有一絲妒意和忌恨,反而設身處地理解梅、同情梅、愛護梅。可是,這樣高貴的女子卻成了其他各房對地位和名利不滿的發泄對象,為了保護丈夫“孝順”的名聲,為了保全封建家庭的秩序,壓抑著內心無盡的痛苦和孤寂,獨自搬到郊外,最終因難產而撒手人寰。

            梅與瑞玨這樣生性敦厚善良的女子,很難不讓人循著光明的軌跡暢想她們日后飽滿幸福的生活,但是,她們的生命卻毫無例外地,在舊時代的封建倫理和自身盲目的犧牲精神的雙重絞殺下凄婉而溫柔地凋謝了。實際上,中國現代啟蒙文學和革命文學對女性符號與革命符碼的認知和呈現,無一不與文化烙印和事實悲劇相連。《家》在文學世界中對梅和瑞玨歸宿的描繪,即是封建專制的現實社會對女性、對人性、對美的毀滅和謀殺,即是女性受困于自身弱點而對自我存在的壓制和處刑。

            觀照現實,中國傳統文化和封建禮教對女性溫柔賢淑、懦弱服從的審美期待,不僅男性與此締交莫逆,視之為理所當然,女性亦在政治手段與文化熏陶之下,將此內化為自身的意愿。借用梁巧娜的說法,她們“在不知不覺中按照傳統‘婦道’和‘婦德’的標準來塑造自己”,甚至為此犧牲。可以說,這種時代風氣作為一種潛在的觀念,在巴金《家》乃至更多的同時代小說文本中,無不成為思想層面上統攝性的存在。這種群體經驗是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制度下集體無意識的積淀,是民族心理的燭照,亦是作家寫作時對“惡”與“善”之界限的人文關懷和歷史理性。固守傳統的價值觀念并不能實現社會對女性的寬容,亦無法引導女性走向自我實現,唯有基于對女性自身的反省與覺悟,才有沖破封建禮教和習俗的可能。于此,時代嬗變中的新思潮無疑是吹進解放之風的契機之窗。

            二、時代嬗變中逐漸厚重的心靈質量

            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到:“一個人之為女人,與其說是‘天生’的,不如說是‘形成’的。”當新的歷史邏輯趨向平等和開放這些現代觀念時,被封建禮教束縛了兩千年之久的女子們,逐漸蘇醒自我作為一個“人”、作為一名“女性”的獨立價值,并開始重視女性在社會鏈條上新的觀照和活的審視。她們在人生走向上的叛逆傾向,是與世俗展開的第一場博弈。而這種博弈,便被巴金藝術化地呈現在《家》的敘事之中。

            最典型的女性人物是許倩如。這個年輕女子自小便沒有了母親,卻幸運地擁有一位同情她、理解她、支持她的父親,這使得倩如較少濡染傳統男權思想和父權制的規訓,得以在進步民主、獨立自由的土壤中伸展健全的人格。她不在乎自己將來是否有“黑漆板凳”做靠山,也不在乎別人對剪發后的自己如何極盡嘲諷之能事,她所追求的是熱情奔放的生命本真和女性價值的自我解放。盡管《家》中對倩如的著墨比較有限,這個對封建禮教和習俗充滿蔑視,以膽量和氣魄開拓人生的新女性,卻在時代的日新月異中為女性的解放與革新注入了一股擺脫俗塵、大氣流轉的振拔之力。 與許倩如同時,琴也是一位具有新思想的女子。不同于許倩如的直爽熱烈,琴身上更多體現出女性在舊道德的裹挾下革故鼎新的疼痛與抵牾。一方面,琴生長于較為開明的家庭環境,敢于沖破封建禮教的束縛,積極爭取進入男女同校的師專,與覺慧和覺民們共同接受新刊物新文化的澡雪,展現出堅毅執著的心靈追求。另一方面,琴作為高門大戶出身的小姐,仍舊保留了傳統女性的優良品格,可親可愛之余不免留存思想上的局限。在對待底層百姓的問題上,善良的琴卻無法脫離封建等級制度根深蒂固的影響,看到舞龍燈人受傷只是生發無動于衷的“各取所需”想法;在對待剪發問題上,琴瞻前顧后,有所保留,猶豫不決;在戰火沖擊她的生活時,她也曾對自己的理想信念有過懷疑和動搖。琴并非盡善盡美的典范,卻展現出那個階段的女性特有的生命真實,并在對歷史上“千萬個犧牲的女子”的悲劇反思中最終堅定書寫富有自我價值的人生。

            不同于倩如和琴這兩位受過教育的女性,沒有選擇權利的鳴鳳以生命為代價的反抗悲壯而深沉。勤勞淳樸的鳴鳳只是一名丫鬟,卻同樣希望有人愛她、在乎她,希望有權利追求自己的幸福。為了保持生命的清潔,也為了保護對愛的夙愿,鳴鳳以最絕望最激烈的方式向死而生。鳴鳳之死雖是發乎淳樸內心的無奈之舉,卻同樣反映出一個女子不甘在等級的高墻內沉淪、不甘被命運支配的沉痛的吶喊與原始的心聲。

            從鳴鳳的獻祭到琴的奮斗再到倩如的出走,她們反抗封建束縛的力度和方式見仁見智,但無一不是對日常生活弊病的尖銳觸及。鳴鳳、琴和倩如的塑造不完全是作為知識或規范被拔高,而是在社會現實之上的人性價值意義和女性價值意義上被放大。《家》的敘事在這一層面上,無疑注意到了社會發展與女性意識變化之間的同構性。

            時代嬗變下的女性成長階段表明,女性并非只能遵照溫柔敦厚的性格發展,拓展女性的生命形式亦并非鄙薄溫柔敦厚等品質“廉價”,在對女性處境和命運的重新認知更加清醒之際,鼓勵女性主動突破被傳統限定的性別規范,創造性地再創造自我價值,更加尊重多元,包容差異,才能讓女性真正擁有自由的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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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家》對女性價值的再發現

            時代呼喚新女性更博大深沉的生命律動,女性對自我的玄鑒和革新離不開時代的演變和啟蒙。琴和許倩如們的獨立不僅僅是要打破傳統的父權男權中心話語體系,搭建與之平等對話的平臺,也不僅僅是沖破封建道德觀念,讓梅和瑞玨們的悲劇不再重演。面對自我的真實訴求,更為重要的是在實踐中找到自我與世界對話的恰當方式,不放棄對自由靈魂和獨立意志的追求,以及對向上向善、超越現實狀況的渴望。在社會依附屬性與女性獨立意識構成的張力中,我們需要一種審美人生的守望,也需要作為尺度的“中”。如何處理繼承與祛除、突破與創新的平衡,是橫貫在古今女性面前的難題。

            另一方面,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的女性解放亦是人的解放。梁巧娜在《性別意識與女性形象》一書中指出:“因為中國封建社會的基礎是封建家庭,源遠流長的封建禮教觀念和習俗在束縛女人的同時也束縛了男人,這就使得要改造中國,不能不從改造家庭、解放婦女開始。”這意味著,女性價值的重新確立需要內外因共同努力,它離不開許倩如們和琴們自覺主動的爭取和求索,也離不開社會環境對女性的寬容。穿越梅芬的悲劇、瑞玨的犧牲、鳴鳳的反抗、琴的奮斗和許倩如的出走,透視覺民與覺慧對琴的鼓勵、對封建思想的蔑視、對接受與傳播新思潮的熱忱,女性在自我與社會雙向平等的參稽與會通中正在逐漸明晰自己的選擇和出路,女性解放正伴隨人的解放越來越多地從文化理想脫胎為社會現實。

            海倫·費希爾在《第一性》說:“我們正在逐漸一點點地向一個真正合作的社會、一種全球文化前進;那時,兩性的優點都得到了解,重視和利用。”實際上,不論是寫作《家》時的上世紀三十年代,還是二十一世紀面向未來的當代,如何重建與平衡女性在現實中所處的位置,《家》中對女性價值與意義的書寫和再發現都具有鑒照時代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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